一個17歲的少年舉起斧子，砍死了自己的親生母親，并將母親的尸體埋在自家院子的雞圈里。讓他揚斧砍向母親的仇恨，是母親兩年多的家中“囚禁”。當山東省青島市市北公安分局鎮江路派出所副所長、溫心計劃公益創新平臺創始人康龍講述這樣一個案件時，很多人唏噓不已。
與會人員在討論中。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陳鳳莉/攝
一個17歲的少年舉起斧子，砍死了自己的親生母親，并將母親的尸體埋在自家院子的雞圈里。讓他揚斧砍向母親的仇恨，是母親兩年多的家中“囚禁”。當山東省青島市市北公安分局鎮江路派出所副所長、溫心計劃公益創新平臺創始人康龍講述這樣一個案件時，很多人唏噓不已。
7月28~29日，第四屆中國(青島)青少年心理工作先鋒論壇在青島舉行，來自上海、廣州、成都、濟南、青島、香港、臺灣、新加坡等地的近百位青少年心理、法治服務實務工作者，圍繞青少年心理問題、預防青少年犯罪等話題開展了主題演講和討論。
到底該怎樣避免這樣的悲劇發生，如何關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康龍的講述引起了與會人員的思考。在康龍以及很多人看來，這原本應該是一個可以避免的悲劇，如果在少年成長的過程中有人關注他的心理問題和家庭問題，如果有人可以幫助他……
犯罪的背后問題重重
作為和檢察院合作的第三方，康龍團隊負責這個少年被起訴前的調查評估工作。在與少年的深度交流中，他了解到了少年弒母背后的一些問題。
“孩子從小常常挨打，對父親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手里的皮鞭。母親強勢，對其管控很嚴。初中時，因為怕他出去玩，每次上學他母親都偷偷跟著他，這讓他在同學面前覺得‘很沒面子’。孩子想要出去打工，母親多次拒絕，并把他關在家中。”越來越多的事情讓少年積累了太多負面情緒，最終導致悲劇的發生。
“那天，他用斧頭劈死了自己的母親。”在后來翻看現場照片時，那種慘烈讓康龍著實吃了一驚，“相當殘忍，想象不出來是一個孩子對一個母親做的事情”。
在案卷里，少年承認殺死母親，但表示那是當時頭腦一熱的結果，自己干了什么都不知道。但在康龍的調查中，事情遠非少年說的那么簡單。
“他其實什么都知道，當他一斧子把母親砍倒在地后，停了一分鐘，他又跑過去砍了第二次，因為他‘怕媽媽會醒過來，看到是自己干的’。殺了母親之后，他還進行了簡單的掩埋，然后逃亡。”康龍說。
在康龍看來，這是長久的病態親子關系導致的情感淡漠，在出事時呈現出異常心理，“因為他原本不用殺死母親，母親也并沒有真正意義地囚禁他，想跑的話自己跑掉就是了。”康龍想到了當年的馬加爵，當時的異常行為與這位弒母少年一樣，原本不必發生。
在現實生活中，沒有那么多的青少年極端犯罪，更多的是讓家長或學校頭疼的不良行為，這些行為與犯罪行為一樣，都讓人難以理解。
“大人不明白孩子為什么會變成‘壞孩子’。”但康龍似乎理解了這些罪或錯背后的問題，“他們在犯罪或犯錯之前大都經歷了心理的變化，那些來自家庭、學校或者其他人的壓力和問題讓他們慢慢脫離了生活的正軌，直至犯錯犯罪！”
一個17歲的少年舉起斧子，砍死了自己的親生母親，并將母親的尸體埋在自家院子的雞圈里。讓他揚斧砍向母親的仇恨，是母親兩年多的家中“囚禁”。當山東省青島市市北公安分局鎮江路派出所副所長、溫心計劃公益創新平臺創始人康龍講述這樣一個案件時，很多人唏噓不已。
不只是讓他們認罪，更重要的是悔罪
認罪，卻并不悔罪。在和很多犯罪青少年接觸的過程中，康龍發現了這樣的問題，“表面上因為外界的壓力認罪，但事實上并沒有真心悔過，很容易導致二次犯罪。”在康龍看來，這是很可怕的事情。
在這個少年弒母案中，同樣也存在這種情況。
“孩子承認殺母，但我覺得讓其從內心真正認識到自己的罪責才是最重要的。”康龍說。
這一點，安徽警官職業學院心理學副教授、安徽省合肥市心理咨詢師協會副會長姚峰也注意到了。
姚峰也曾跟蹤走訪過犯罪的青少年，試圖剖析這些孩子犯罪的真正原因，“很多是因為父母的教育管理問題導致輟學，進而走上犯罪道路。他們本質并不壞，在跟他們交流的過程中，一些人能夠認識到自己的錯誤。但還有一部分人，認錯卻不是發自內心的，在與社工的交談中，可以看出來是出于功利的目的，希望能幫助講好話，盡量得到緩刑或者免于刑罰，而自己完全沒有負罪感。”
在姚峰看來，這樣的孩子光靠外界的法律制裁，顯得很無力。他覺得一個人格健全的人，做了一些傷害自身、他人、乃至社會的事情后，總會有負罪感，無論法律是否制裁。“但如果沒有負罪感，或是開脫后負罪感降低，不能真正悔罪，那么二次犯罪的幾率就會大了很多。”
讓這些孩子真正意識到自己的錯誤，這是康龍在平時的青少年心理問題矯治過程中要達到的最終效果。
“要做到這一點，首先你得能夠與他們對話，讓他們認同你，信任你。”這一點，恰恰是在他們和父母之間缺失的，很多孩子也正是因為這一點才漸漸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他幫扶過一個早戀的男孩子。在發現其早戀后，父母的反應是：打！但這非但沒有解決問題，反而讓男孩更加逆反，最后干脆帶著女孩“私奔”到網吧好幾天。
康龍接觸這個孩子的時候，并沒有急于否定他，而是認真平等地與其交流，給予理解、陪伴和安全感，努力找到和他有共鳴的點，在心理學上，這被他稱作“合適的調頻”。
“我不跟他說早戀問題，而跟他探討以后的人生規劃，學習生活當中所面臨的困惑等。讓他自己講述，其實他會意識到哪些是對的哪些是錯的。”最終這孩子卸下了心理包袱，早戀也成為他自己口中“很傻的事情”。
傾聽，這是姚峰在與犯罪青少年溝通的過程中常用的“手段”。“不要去教育他們，要做好一個聽眾，給他們一些提示，讓他們自己去講述自己的成長歷程，包括為什么會走上犯罪道路，犯罪的時候是什么樣的念頭，然后再回過頭去看犯罪本身這件事。”他說。
在姚峰看來，一定要讓孩子們說話，理解他們，而不是進行單方面呵斥教育，避免“家長式”的單向溝通。“很多孩子最后都能反思，認識到自己的錯誤，說到自己犯罪，說到自己的父母，一些孩子會抱頭痛哭。”
一個17歲的少年舉起斧子，砍死了自己的親生母親，并將母親的尸體埋在自家院子的雞圈里。讓他揚斧砍向母親的仇恨，是母親兩年多的家中“囚禁”。當山東省青島市市北公安分局鎮江路派出所副所長、溫心計劃公益創新平臺創始人康龍講述這樣一個案件時，很多人唏噓不已。
讓他們真正改變，專業力量不可或缺
如何讓問題青少年或者犯罪青少年真正悔罪并改變？如何有效地對這個群體進行干預？在兩天的論壇中，這是大家討論最多的話題。
“專業社工的介入為青少年罪犯所提供的心理評估(量表)，為起訴階段的審判定性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參考。其提供的攝入性訪談和專家遠程督導幫助，有助于專業社工在服刑期間和公檢法一起對青少年進行具有針對性的心理疏導、心理矯治和幫扶工作，在青少年認罪的情況下，進一步幫助青少年深刻認識到行為的錯誤性，達到悔罪狀態。促進青少年罪犯心理的完善和人格的改善，預防和減少青少年二次犯罪的可能性。”康龍表示。
而在“少年殺母案”中，康龍團隊扮演的正是這樣一個角色。對于這樣一個案件，康龍和團隊同事最終將向檢察院提交了一份專業的評估報告，不管這份報告對量刑是否有意義，但他希望這樣的“診斷”能夠對少年以后的矯正有作用，“不管是在監獄中，還是社區矯治過程中，都能夠對癥下藥，真正讓孩子改變”。
對此，姚峰也很認同，他認為，專業的社工可能是目前最適合做審前評估調查和后期心理矯治等工作的群體。
“專業社工在對青少年罪犯所處的生存環境(家庭、學校、社會環境等)進行多角度、多層面了解的情況下，對青少年罪犯進行的全方位評估為司法機關在起訴階段的審判定性提供可能具有決定性的參考。后期再通過理解性的談話疏導，幫助青少年找到犯罪的內在動因，幫助改變其生存環境，改變犯罪青少年的心理狀態和思維方式，幫助其建立內化規則，預防青少年犯罪及二次犯罪。”
對于一個犯罪青少年的幫扶并不容易，是一個復雜系統的工程。“以一個孩子為例，我們要改變他，就需要針對他的思考方式、行為方式、情緒方式，進行有針對性的心理疏導。還要結合他過去的一些節點，比如在哪一節點上會沖動，在哪些節點上會有越軌行為，等等，來制定矯治方案。就像一把鑰匙開一把鎖，方案的制定需要非常精細化，并且在矯正過程中，還需要一個小組，專門針對這個人，對其日常行為進行監控，細致到每周開一到兩次分享會，問這孩子這幾天遇到什么問題，是怎么看待這些問題的，是如何處理的，有什么情緒和意見要表達，然后從他的表述中來看他的思維方式，從而針對他對某個具體問題出現的想法、情緒開始分析，幫助他對其思維方式進行反思，慢慢改變。但是如果他有一個根深蒂固的犯罪思維模式，這個改變的過程會很漫長，而且會有反復。”姚峰解釋說。
姚峰認為，這樣系統專業的過程對做這項工作的人要求很高，要有耐心、奉獻精神和專業知識，這并不是普通人能夠做到的。
姚峰曾幫扶過一個孩子，這個孩子被雇傭參與打群架。在交流中姚峰發現，該少年心智發育并不是很成熟，對事情缺乏正確的判斷能力。在與其父母進行溝通時，他發現其家庭交往模式存在問題。該家庭是一個父權家庭，母親和兒子在家庭中的話語權極度缺乏，父親對于兒子絕對壓制，有一定的父親話語暴力。孩子的犯罪行為在某種程度上與父親過度的強勢有關，這導致孩子的心理反彈，而這可能正是孩子出現越軌行為并參加打架事件的一個因素。
“經過分析了解，我們對該家庭中的話語機制進行了一定的調整。對夫妻之間的溝通方式、權力模式，父子之間的溝通和關系模式，以及母子間的溝通模式進行一定的改變，幫助這個孩子得到一個正常的成長環境，使其在之后得到更好的發展，也預防了二次犯罪的可能性。”
僅僅人員和過程專業，并不能完全有效地解決犯罪青少年的心理問題。在論壇上，一些人認為形成專業的幫扶鏈條，建立心理關注長效機制很有必要。
“因為這些青少年的心理問題形成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所以心理干預自然也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這需要一個過程，也需要時間，我們和孩子都需要。”山東省法學會預防青少年犯罪研究會秘書長王長征說。
在被采訪過程中，康龍和王長征都提到了一點，那就是目前很多的社工幫扶機構都是單兵作戰，在進行心理干預時，只關注到孩子某一階段的心理發展，各個階段都是分開的，并不成體系。
“心理干預的作用不僅僅是對孩子心理的疏導，已經服刑的青少年的心理問題是多種多樣，也是多重的。雖然我國法律規定為了保護未成年人重回社會不會受到歧視，有關部門會封存他的檔案，但是這并不能從根本上解除他們的擔憂。比如命案在身的會擔心家人受到報復，無家可歸的會擔憂生計，家境優越的會擔心臉面無光……我們未管所也配備了專業的心理咨詢師專門監控大家的心理發展，并定時疏導。”王長征說。
王長征也表示，他們的工作也面臨著困難。“由于從孩子被捕到調查審訊，再到審判，這個階段孩子的心理變化是很具體的，可以清楚地看出孩子的心理變化，但是孩子到未管所之后這些東西就封存了，心理干預不能連續進行，如果能形成有效的鏈條式關注，一定會有更好的心理幫扶效果。”
康龍也認為，專業的心理干預要貫穿犯罪青少年從審前到服刑再到社區矯正的全過程。
“但目前的司法程序并沒有那么大的空間。學界普遍認為的理想狀態，就是做完評估，進看守所之后，看守所里配備咨詢師再進行針對性的心理干預，根據干預結果，再進行社區矯治階段的幫扶，這樣形成一個程序鏈條那就是最好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