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2月5日，在美國洛杉磯開幕的2025年國際卒中大會上，中國臨床科學家王擁軍被授予“威廉·M·費恩伯格卒中卓越貢獻獎”，以表彰其在卒中領域的科研和臨床方面做出的全球性貢獻。

這個獎項由美國心臟協會/美國卒中協會發起設立，由該領域內知名專家、學術機構在全球范圍內提名，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權威專家組成評審委員會評審，被認為是國際卒中領域臨床醫學的最高獎。

這是該獎項設立34年以來，亞洲科學家第一次獲獎。

十二分之五

在大會開幕式上，2025年國際卒中大會主席、美國卒中學會主席勞倫·桑辛宣布王擁軍獲獎。她在頒獎詞中說：“王教授的研究重點是缺血性卒中的再灌注治療和二級預防策略。作為首席科學家，他主導了具有深遠影響的CHANCE和TRACE系列臨床試驗，學術成果豐碩。”

按照慣例，王擁軍在頒獎結束后進行了15分鐘的主題發言。“我很榮幸，代表中國科學家站在這里。”他發言的主題是《急性缺血性腦血管事件的30年治療：證據的力量》，“在過去30年里，腦血管疾病的治療，尤其是急性缺血性腦血管事件的治療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和我的團隊非常幸運能夠見證并參與這一重要的歷史變革。”

王擁軍的發言很客觀。在過去30年里，全球的臨床科學家一共產生了12項在卒中再灌注治療領域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證據。其中，王擁軍和他的團隊貢獻了5項。

作為中國醫學科學院學部委員、中華醫學會神經病學分會主任委員，中國卒中學會的創始人和會長，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天壇醫院院長、首席科學家，王擁軍還是國家重大研究計劃腦血管病和重大慢病防治研究的首席科學家，負責推動“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中針對卒中等疾病的“五年規劃”項目。自打他上世紀80年代成為一名醫生至今，從事卒中臨床和科研已經超過40年了。

在王擁軍看來，中國有很多優秀的醫生，但是還缺乏卓越的醫學科學家。“卓越的醫生一定是對科研創新有貢獻的人。科研和臨床不是兩相對抗的關系，而是1+1＞2。”他說，“中國有全世界最豐富的病例資源，然而中國的科研產出還不盡如人意。尤其作為國家級醫院，作為三級甲等醫院，主要責任應該是通過基于臨床的科研創新，給其他醫院貢獻方法和經驗，而不是把患者都虹吸到這家醫院來。一所醫院不是說看的患者多就是水平高，一個很重要的衡量標準，就是在國際指南中，要看哪些研究數據、哪些治療方案是由該醫院貢獻的。”

說到科研，王擁軍的貢獻清單很長。

變禁區為機會

中國是世界上卒中疾病負擔最沉重的國家之一。近些年來，王擁軍帶領團隊針對卒中防治的一系列世界性難題開展了突破性研究。

就拿勞倫·桑辛提到的CHANCE臨床試驗來說，那是2009年，在國家啟動重大新藥創制科技重大專項的契機下，王擁軍選定了“雙抗”這個卒中研究領域的禁區。為什么說是禁區呢？在卒中治療中，兩種抗血小板藥聯用無法實現“1+1=2”的效果，是困擾世界各國數十年的難題。

其中有這樣一項研究，叫作“氯吡格雷用于急性非致殘性腦血管事件高危人群的療效研究”，英文縮寫是CHANCE，恰好與中文的“機會”一樣。王擁軍和團隊希望通過該研究把禁區變成卒中患者的機會。為達此目的，王擁軍敏銳地捕捉到當時還是新生事物的大數據，選用這種全新的理念和范式，挑戰卒中領域的世界難題。

“過去我們的傳統科學，叫知識驅動的科學。就是我知道道理，知道下一步怎么弄。這個方式有效，但是時間成本和人力成本非常大。”王擁軍說，“我們改成了數據驅動，從而能知道哪個行為會影響結局，哪個行為會影響復發，哪個行為會影響生存。”

就這樣，借助大數據技術，通過CHANCE系列研究，王擁軍找到了阿司匹林和氯吡格雷兩種抗血小板藥聯用的“甜蜜點”，即與阿司匹林單藥治療比較，氯吡格雷與阿司匹林聯合治療21天，隨后氯吡格雷單藥治療至第90天，可使輕型缺血性卒中和短暫性腦缺血患者的卒中復發風險顯著降低32%，并且不增加出血事件風險。

這一研究成果受到美國、韓國等專家的挑戰，但重復試驗后，最終還是認為王擁軍的研究最為科學。這一來，王擁軍改寫了全球診療指南，進而又找到了導致部分人群使用氯吡格雷效果不佳的“繞行基因”，并提出替代方案。

最終，這項研究將缺血性卒中患者復發率從11%下降到6%。來自中國的CHANCE方案，被多個醫學權威機構和期刊評價為國際卒中領域的重大突破，推動全球缺血性卒中治療進入了“雙抗時代”。

擴展時間窗口

在藥物研發方面，王擁軍和團隊也是收獲頗豐。

對于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來說，靜脈溶栓是治療的第一選擇，傳統靜脈溶栓藥物阿替普酶由于生產工藝復雜、產能有限，導致藥物缺乏成為世界性的難題。王擁軍與團隊對新型溶栓藥物替奈普酶、瑞替普酶、尿激酶原進行臨床研發，證實這3種藥物在卒中治療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目前，這3種使用更便捷、價格更低的藥物已經陸續通過中國和歐美國家藥物監管部門的批準，正在逐步應用于臨床。這一突破徹底解決了腦血管病溶栓治療的藥物短缺問題，解決了溶栓藥物的“卡脖子”難題，從而支撐中國貢獻了全球溶栓藥物50%以上產能，打破了卒中領域溶栓藥物的國際壟斷。

有了藥，還要有時間。對于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來說，“時間就是大腦”。多年以來，傳統靜脈溶栓時間窗，始終被“鎖定”在4.5小時。但對于中國這樣幅員遼闊、醫療資源分布不均衡的國家而言，很多患者無法在這個時間窗內接受溶栓治療。

為了解決這個難題，王擁軍和團隊綜合應用影像學和人工智能技術，在國際上第一次設計并證實了擴大靜脈溶栓時間窗至24小時的溶栓治療新方案。這就意味著，90%的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有機會得到溶栓治療。在不增加顱內出血風險的同時，患者致殘率能夠降低8.8%。這被權威期刊《新英格蘭醫學雜志》認為“對全球臨床實踐具有深遠影響”。

此外，傳統急性卒中診療模式中，患者從進入醫院到接受溶栓治療，平均時間大約60分鐘。王擁軍和團隊整合國產自主產權低場強核磁、人工智能系統和新一代溶栓藥物等技術，將傳統模式的各環節高度組織化，創新設計“急診卒中單元”，將這一時間縮短到20分鐘以內，為更多患者爭取到治療機會。

這一系列研究，也被認為是推動缺血性卒中靜脈溶栓進入“新再灌注治療時代”。

故事仍在繼續

“幾乎沒有其他個人的研究能夠像王醫生那樣，引領全世界血管神經病學實踐的改變。更值得一提的是，他極具影響力的工作并不局限于卒中治療的某一領域，而是涵蓋了包括急性期治療（靜脈和血管內再灌注）、影像學等多個方面。”國際卒中大會前任主席、美國羅文大學庫珀醫學院神經病學及神經外科教授都鐸·約文的評價很高，但還缺了一個方面，那就是在卒中研究診療體系建設上，王擁軍同樣不遺余力，發揮了重要作用。

首先，充分應用新型舉國體制優勢，王擁軍依托全國唯一的國家神經系統疾病臨床醫學研究中心，推動建立覆蓋全國的“國家—省級—地方中心”三級國家卒中臨床研究網絡，以及“學術PI+方法學+管理學”的項目團隊運營模式；通過打造國家神經系統疾病醫療質量控制網絡，實現全國神經系統疾病臨床治療標準的統一，以及臨床研究成果的快速高效轉化。

其次，他還首創了腦血管病藥物研發逆向轉化新范式，通過建立高質量的中國人群腦卒中多組學多模態數據庫集STROMICS，篩選出多個與缺血性腦血管病相關的靶點，獲得相關發明專利13項，推動傳統新藥研發模式從“知識驅動”向“數據驅動”轉變，將新藥靶點從發現到藥物上市的時間，從傳統模式的近20年縮短到3—7年。

通過一系列體系建設，王擁軍團隊有效打通了基礎研究向臨床轉化的最堵環節，形成了可復制的臨床研究“天壇模式”，科研成果紛至沓來：過去10年，王擁軍團隊完成超過50項全國多中心臨床研究，其中14項研究為國際范圍的卒中防治提供了“中國方案”；過去40年，王擁軍在國際臨床醫學頂級期刊發表論文11篇；被世界卒中組織授予最高成就獎“主席獎”；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獎二等獎2項、全國創新爭先獎章、吳階平醫藥創新獎、談家楨生命科學臨床醫學獎和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技術進步獎等榮譽。

“故事仍在繼續，我們的使命尚未完全完成。”王擁軍說，“我們期待著更多試驗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