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大夫，您知道為什么那么晚了患者還愿意等您看診嗎？”
“不知道。”
“因為您對第一個患者和最后一個患者是一樣的認真負責。”
從醫40年來，她是護士眼中對患者高度負責的好醫生，是患者心里的“潘媽媽”“潘菩薩”，她以守護生命為己任，為無數女性帶去了健康和溫暖。她，就是北京協和醫院婦產科婦科腫瘤中心主任醫師潘凌亞教授。
“我最大的幸運是得到了協和的真傳”
在潘凌亞很小的時候，父親就希望她能從事像醫生這樣的技術工作。“只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醫生就能幫助別人。”潘凌亞說，父親在她心中埋下了學醫的種子，她也沒有辜負父親的期望，經過刻苦努力在恢復高考的第一年考入了第二軍醫大學。
1983年，潘凌亞大學畢業，成為一名婦產科醫生。“婦產科是內科、外科、婦科、兒科等交叉最緊密的學科之一，我希望把在學校學到的知識，無論是基礎還是臨床都能用到患者的身上。”潘凌亞說，出于對北京協和醫院婦產科的向往和對林巧稚大夫的敬仰，渴望不斷進步的她義無反顧地報考了協和的研究生。
1988年，潘凌亞考取北京協和醫院韓美齡教授的碩士研究生。“韓大夫是一位非常認真、對學生高度負責的導師。那時候我每周二都要和她面對面匯報學習近況，比如看了什么書、臨床上有什么問題等。”潘凌亞說，“我剛開始寫論文時寫得不好，韓大夫就一個字、一個字地幫我改，不厭其煩。她對學生的那種關愛和負責特別純粹，讓我非常感動。”
1990年，在當屆只有兩個博士生名額的激烈競爭中，潘凌亞成為北京協和醫院吳葆楨教授門下弟子。吳葆楨是林巧稚大夫的學生，在婦科腫瘤、子宮內膜異位癥等研究中做出了重要貢獻。
“吳大夫是我們科里公認的才子。當時我寫一篇關于子宮內膜異位癥的綜述，吳大夫前后給我改了16遍。他不僅教我怎樣論述、怎樣寫作，還教我帶著批判的眼光思考問題、開拓創新。每一次吳大夫幫我改后，我就連夜把論文謄寫好，第二天一大早放在他的辦公桌上，到現在我還珍藏著當時留下的厚厚一摞手稿。”潘凌亞說，令她意想不到的是，等到這篇論文可以發表的時候，吳葆楨在作者一欄里劃掉了自己的名字，保留了潘凌亞和韓美齡教授的署名。“什么叫不計名利、高風亮節？吳大夫就是這樣，這件事對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1992年，吳葆禎因病不幸辭世，潘凌亞轉投“世界絨癌之父”、中國工程院院士宋鴻釗教授門下潛心學習，完成了學業。
“宋大夫高度近視，給我們看稿子、改稿子時，要把稿子貼到自己的眼睛上，一字一句地斟酌修改，艱辛畢至。作為知名教授，宋大夫對患者充滿關愛，沒有一點架子。那時，有的農村患者來門診需要查血項卻找不著檢驗科，宋大夫就親自把患者從診室送到檢驗科的門口。后來我畢業留在協和，又得到葛秦生大夫、連利娟大夫等老教授手把手地幫帶。”潘凌亞動情地說，“我覺得我最大的幸運就是得到了協和的真傳——這些前輩用一點一滴的言傳身教，把高尚的品格和對患者無限關愛、高度負責的精神傳給了我們。后來我也成了博士生導師，我就秉承一個信念——當年我的導師是怎樣帶我的，我就怎樣帶我的學生，把學生當自己的孩子一樣用心培養。”
做手術“就是拼命，從來不吝惜自己”
“潘大夫，救救我愛人，她才29歲，我們的小孩剛1歲……”
一天，潘凌亞接到一個求助電話，細問得知，求助者的妻子患有卵黃囊瘤，這是一種惡性程度特別高的生殖細胞腫瘤。患者來醫院就診時，肚子已經脹得很高，放腹水時抽出了不少鮮血。“腫瘤破裂出血，不能再等了，趕快上臺開始手術。”潘凌亞當機立斷，帶領團隊準備手術。
“這位患者的病變范圍太廣了，手術做得非常艱難——前后共有3組外科大夫上了手術臺，手術從中午12點持續到夜里12點，終于成功切除了腫瘤，把患者救回來了。”潘凌亞說，之后幾乎每年春節前后患者都會和丈夫帶著孩子專程來醫院看望，“我們只是做了自己應該做的，患者卻一直記在心里，讓人特別感動。”
從1995年扎根在婦科腫瘤專業以來，潘凌亞在協和已堅守近30年。婦科腫瘤手術復雜程度高，每一臺手術都需要勇氣、擔當和評估。有人形容，潘凌亞每年的手術是“一個惡戰連著又一個惡戰”。她形容自己做起手術來“就是拼命，從來不吝惜自己。上了手術臺，眼里只有患者，只有病變，為切除病灶一定不遺余力。”
協和被不少人視為“性命相托的最后一站”，前來就診的患者數量很大。“最多的時候，我一天看過100個患者，平常也要約70個左右，需要不停地動腦，快速為患者做出診斷和處置。”潘凌亞說。
工作量如此龐大，潘凌亞卻絲毫沒有減少對患者的熱情。一個潘凌亞曾經診治的患者說：“病友們喊她‘潘菩薩’，因為看她出診真是感動——下午半天門診，經常要看到晚上八九點，即使這樣，她也要求自己保持態度和藹耐心，寧肯自己特別疲憊，也要對每一個患者交代清楚，特別是對來自邊遠地區的患者，更是格外和善，細致周到，盡可能幫助她們擺脫對疾病的恐懼……”
“我在門診常碰到剛診斷出癌癥的患者，無論是年輕人還是中老年人，我內心都抱有極大的同情。”潘凌亞說，“試想一個健康人一夜之間變成一個癌癥患者，這個人心理會經受多么大的打擊！我們作為醫生，就是要幫患者解決問題。如果患者找到我，無論如何，我要幫患者把病看完。什么叫把病看完？婦科腫瘤往往需要做一些檢查，開完檢查后我肯定要幫患者把號預約好，以免檢查結果出來以后患者掛不上號、找不到我。把病看完是對醫生基本的要求，但是要做到挺不容易的。”
除了健康，“還希望患者能夠回歸家庭和社會”
“潘大夫，求你幫我治好病，我兒子還在上大學，我想看到他畢業……”
“潘大夫，我兒子畢業了，我想看到他結婚……”
“潘大夫，我兒子結婚了，我想抱上孫子……”
在門診，潘凌亞遇到這樣一位患者，從她第一次來協和就診至今已經十幾年，“她第一次來門診時有50多歲，滿肚子的瘤子，我們給她做了手術和化療。后來疾病幾次復發，每次她來找我們，都非常懇切地對我們說她的心愿。”潘凌亞說，“這個患者的愿望特別純樸，卻非常打動我，我們對她全力以赴地進行救治。現在她已經抱上孫子了，狀態也非常好。看到她實現心愿，我們醫生也有滿滿的成就感。”
北京協和醫院婦科腫瘤專業在國內享有盛名。每一年潘凌亞的團隊在卵巢癌手術上都要攻克一到兩個手術難點，技藝的精進、診療水平的持續提高，也使得團隊越來越成熟。
“作為醫生，除了讓患者回歸健康，還希望患者能夠回歸家庭和社會。”潘凌亞說，子宮是女性孕育新生命的“房子”，隨著腫瘤尤其是宮頸癌的年輕化，如何保留患者的生育功能，是婦科腫瘤醫生需要特別考慮的問題。
潘凌亞曾接診過一個罹患子宮肉瘤的高中女孩。“這是一種子宮惡性腫瘤，有醫生建議把女孩的子宮切除以保住生命。女孩的父母就這么一個孩子，他們強烈要求保住孩子的性命。我之前遇到過類似的情況，病理看著兇險，實際上預后還可以，我就和女孩的父母做思想工作——‘你們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孩子活著，當然可以理解，可你們得為孩子著想，等你們不在了，孩子沒有家、沒有丈夫，她一個人會不會孤單和痛苦？保留子宮就是留一個希望，讓她以后的日子好過一點。’”潘凌亞說，后來女孩的父母接受了她的建議，女孩的子宮保住了，預后情況也不錯，現在女孩已經大學畢業，成為一名律師。
“做醫生就是要心無旁騖，對患者高度負責。如果再有一次選擇的機會，我一定還會學醫！我發自內心地熱愛我的工作，希望通過我的努力幫助到更多的人。”潘凌亞說，“協和百余年，代代婦產科人薪火相傳，每個人都作出了自己最大的貢獻。我作為一個普通醫生，不過是盡職盡責而已，并沒有比別人多做了什么。我們的前輩林巧稚大夫、宋鴻釗大夫、韓美齡大夫、吳葆楨大夫、連利娟大夫、黃榮麗大夫、郎景和大夫……都是兢兢業業地工作了一輩子，每個真正的協和人都是這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