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了解避孕套基本藥理么？避孕套基本藥理并不晦澀難懂，除了避孕套的基本藥理外，避孕套的進化史也是值得研究的。

避孕套

然而，大多數人對避孕藥又愛又怕，在享受安全性愛的同時，也為之深深憂慮。或是道聽途說，或是口口相傳，種種有關避孕藥的說法被傳得風云驟起。對避孕藥你究竟明白幾分，又誤會多深？

慧眼識藥，避孕藥物知幾分？

成分：所有的避孕藥主要成分都離不開兩種物質——雌激素和孕激素。不同類型的避孕藥就在于對兩種藥物成分進行調整，從而形成類型不同的避孕藥，包括長效避孕藥、短效避孕藥、探親避孕藥以及緊急避孕藥等。

作用：雌激素、孕激素還有雄激素合稱為性激素。含這三類物質的藥物除了在女性內分泌不足時可以進行替代療法，建立正常的月經周期和排卵外，應用最多的就是避孕。它通過抑制下丘腦—垂體—卵巢性腺軸而抑制排卵達到避孕效果。

為什么避孕藥和促排卵藥成分同為性激素，而前者會抑制排卵后者卻促進排卵呢？因為性激素對人體的調節是呈現一個雙相性的。當服用性激素類藥物低于一定含量時，它起的是促進作用，如果高于一定的含量，效果則截然相反，起的是抑制作用。這就是促排卵藥和避孕藥的基本藥理。

安全套的進化史

8月16日，光大證券自編自導自演了A股市場的烏龍指鬧劇。8月23日，網絡大V、天使投資人薛蠻子涉嫌嫖娼被刑拘。

兩件原本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情，卻因為杜蕾斯不停變換的廣告語而被聯系在一起。從“光大是不行的”，再到“蠻干也是不行的”，這哪里是赤裸裸的廣告營銷，完全是火辣辣的熱點述評。這些言簡意賅的創意是如此令人忍俊不禁，以至于很快成為微博微信朋友圈的轉發焦點。

我在杜蕾斯官方網站上苦苦研讀半天，遍尋不著這些被轉來轉去的最新廣告語，但按照杜蕾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諳熟于胸，出現類似的廣告語實在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事實上，作為一件日常生活用品，安全套介入生活的深度與廣度，從來沒有像今天這般，展現出一種不露聲色的幽默。

而如果考察安全套的全部進化史，就會明白，這個形態簡單明了、用途眾所周知的小套子，卻經歷了人類歷史上最起伏的命運與最連綿的爭議。如今對待熱點時事的調侃，無非是安全套基于自身折射出來的人類精神歷史的怪癖與瑕疵的靈巧應對：有多少人在使用它，就有多少人羞于、恥于、不屑于談論它；有多少人在頌揚它，就有多少人或明或暗、或真或假、或前或后貶損它。

如此左右為難的生存環境，決定了安全套只能穿透人們的糾結心理，尋找到足以容身的夾縫。一件發現于法國康巴里勒斯洞穴（Grotte des Combarelles）的一萬兩千年前的藝術作品中，史前藝術家就描繪了一對生殖力旺盛的巖洞男女的做愛場景，男子的關鍵部位戴了一件用紙莎草做成的東西。發生在埃及圖坦卡蒙法老（King Tut）登上王位之前的這一幕，被認為是人類最早開始使用安全套的證據。

從史前時期到近代早期的歐洲直到16世紀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安全套的傳播路徑基本上存在于底層人們的生活與文人雅士的辯論中。偉大的思想家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曾經針對這一問題展開辯論，醫學哲學家希波克拉底在《女性疾病》中出過不少餿主意，歷史上第一位女性婦科醫生、13世紀意大利的托羅圖拉女士（Dame Torotula）往牛皮紙上寫下避孕問題，雅典的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在戲劇《騎士》中歌頌用動物的內臟和皮毛生產的“臘腸”，意大利學者加布里洛·法拉皮奧（Gabriello Fallopio）在其1564年出版的《法國病》中描述了最初的現代意義上的安全套……神奇的新發明迅速傳遍歐洲，穿越英吉利海峽，最終走向了全世界。

在安全套得到廣泛傳播的過程中，對它的非議從來不曾中斷。來自教會的忠告、來自哲學家的勸誡、來自醫生們的苦口婆心……18世紀初英國的陪審員、詩人、作家和評論家開始公開討論和嘲笑安全套。這一現象至少傳遞出兩層信息：首當其沖的一層信息是，人們對于安全套的地位充滿著爭議；而另外一層意味深長的信息則是，英國人當時使用安全套的情形已經十分普遍。這個神奇的小東西繼續出現在詩人威廉·帕提森（William Pattison）1728年創作的《一個故事》、英國圣公會教區長懷特·肯尼特（White Kennett）創作的關于安全套的篇幅最長的詩作《安全套的頌歌》等文藝作品中，但直到19世紀40年代，報紙上才以“控制生育”為名，開始出現安全套和其他避孕手段的廣告——離報紙取代每周一次的單頁印刷品普及于歐洲的17世紀，已經差不多過去了兩百年。

這則刊載于170多年前的廣告，表現出時至今日都很難尋找的坦率與詼諧。那個署名為“一個有六個孩子的已婚男人”在《夜帽的使用》中說：“我無法想象，一個紳士如何能在無法形容的那種快感到來的時刻，從競技場中退出來。最好的方法，是在紳士的‘紳士’上套一個精致的夜帽，這種夜帽幾乎不會讓人的感覺遲鈍。”“已婚男人”對于讀者針對使用安全套可能產生的所有反對聲音——特別是那些考慮控制生育在道德上有否對錯的人——所作的最后努力，就是給出了一個無從辯駁的比喻：上帝給了我們胡子，但是男人創造出了剃須刀。

18世紀30年代橡膠的被發現，以及橡膠工業隨后借助于多次戰爭的巨大發展，這種新型的材料開始取代魚鰾、豬腸子、動物皮膜，為制造業創造了無數財富。但自封道德主義者的安東尼·科姆斯多克（Anthony Comstock）于1873年3月3日凌晨通過的以他名字命名的法案，令每一個探求、談論、寫作或提供與性行為相關信息的人頭痛不已。從1873年一直到他去世的1915年，科姆斯多克利用科姆斯多克法案逮捕了3873人，其中超過2900人被判定有罪，劇作家蕭伯納對此曾評論稱：“歐洲喜歡聽到這樣的故事……它證實了舊世界對于美國的一個根深蒂固的看法，那就是，美國是個粗鄙之地，充其量只能算是一個二流的鄉村文明。”蕭先生說這話的時候，完全忘記了1857年英國首席大法官坎貝爾勛爵向上議院提交的《反淫穢出版物法》。

1918年的克雷恩法案（Crane Act）最終結束了安全套在美國銷售和生產面臨法律桎梏的局面。類似于“性感的‘美人魚’”之類的品牌廣告，以及“防御需要橡膠（但不僅僅用于輪胎！）”之類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海報，再加上各種電影電視劇中直白或者隱晦的滲透，安全套在臥室、廚房、書桌、客廳、樹林、汽車后座上得到廣泛應用。但即便在21世紀的今天，那些一直在使用它們的人們，仍然不太會直面它，最多如同那幾句不知道來龍去脈的廣告語一般，生動卻又委屈地證明自己的存在。

這一點，恰如教育博士、馬里蘭大學英語言文學系助理教授安妮·科利爾（Aine Collier）在梳理了各種神話傳說、考古發現、歷史文本、民間段子、小說詩歌、政治斗爭、法律訴訟、道德辯論、商業貿易等不同切面之后，在《卑微的套套》一書中得出的那個結論：反映人類社會面貌的變化，同時呈現出人類社會的偽善，這就是安全套的歷史。

套套是有故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