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江省衢州市迎合小區菜鳥驛站工作的快遞員余宏亮，去年在小區內投遞快遞包裹時，因為緊急躲避一輛兩輪電瓶車，造成快遞派送車輛側翻，致使他肩膀骨裂。受傷后，余宏亮通過工傷保險得到2000多元醫藥費賠付。醫療期滿后，余宏亮申請了傷殘鑒定，根據傷殘等級進行賠付。按照規定，假如鑒定為十級，他可以拿到7個月本人工資的一次性傷殘補助金。
在浙江省，能夠和余宏亮一樣享受工傷保險的快遞員數量可觀。有工傷保險護航，快遞小哥在工作時減少了“后顧之憂”。
日前，快遞員應某到義烏市某文化用品公司收件時，突發身體不適，經醫院搶救無效死亡，應某的突然離世，讓父母極度悲傷，快遞公司派人上門慰問，告知已為應某參保工傷保險，并為其申報了工傷賠償，最后，應某家屬獲得工傷待遇88.03萬元。應某的遭遇和所獲工傷待遇，得益于浙江省金華市2020年出臺的金華市外賣從業人員參加工傷保險的相關實施意見，該意見明確規定，外賣員參照《工傷保險條例》，遵守三工原則（工作時間、工作地點、工作原因）開展工傷認定。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從浙江省人社廳了解到，為切實保障快遞員群體的合法權益、促進新業態從業人員參加社會保險，浙江省郵政管理局、浙江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近日聯合印發了《關于進一步推動基層快遞網點參加工傷保險工作的通知》，具備用人單位主體資格的基層快遞網點，可直接為從業人員辦理單險種參保，不具備用人單位主體資格的基層快遞網點，由該網點所屬的具備快遞業務經營許可資質和用工主體資格的企業法人辦理單險種參保。
最新統計顯示，目前浙江20余萬名快遞員中已有11.73萬人參加了社會保險（含工傷保險），4.03萬不具備參加社保條件的臨時聘用人員參加了單一工傷保險。
北京義聯勞動法援助與研究中心主任黃樂平說，平臺從業者職業傷害保障制度缺失引發了諸多勞資矛盾和社會問題。在國家層面的法律制度沒有出臺的情形下，部分省份率先開展試點工作，出臺了一系列的地方性規定，為國家層面解決該問題積累了較好的基層實踐經驗。
根據北京義聯勞動法援助與研究中心所做的相關調查統計，江蘇省南通市2006年出臺《南通市靈活就業人員工作傷害保險暫行辦法》，山東省濰坊市2009年出臺《關于靈活就業人員參加工傷保險的通知》，江蘇省太倉市2014年出臺《太倉市靈活就業人員職業傷害保險暫行辦法》。從2019年到2021年，浙江、江蘇、江西、廣東等省份紛紛出臺快遞、外賣等靈活就業人員參加工傷保險的政策法規。
據了解，地方關于平臺從業者職業傷害的規定雖然在文件名稱、規則設計、運行程序等方面略有差別，但與《工傷保險條例》相比，在制度設計上實現了職業傷害保障與勞動關系“松綁”。這些地方性規定只適用于不具有勞動關系的平臺從業者等靈活就業人員，排除了“按照《工傷保險條例》規定參保范圍內的人員”或者限定在“未與用人單位建立勞動關系”的人員。例如，浙江省衢州市、湖州市、廣東省對被保險人的范圍界定中就明確了“不具有勞動關系”的要件。同時，這些地方性規定參照了《工傷保險條例》，維持了較低的繳費標準、較高的職業傷害待遇，提高了平臺從業者等靈活就業人員的勞動保障水平。
黃樂平指出，地方關于平臺從業者的職業傷害保險制度還存在明顯不足，如各地出臺的制度雖然暫時擱置了勞動關系的問題，直接將平臺從業人員納入到工傷保險中，但仍未解決工傷保險與勞動關系是否脫鉤的制度難題。從理論上來說，我國的工傷保險是建立在穩定的勞動關系之上的，工傷保險費用是由用人單位承擔，工傷保險待遇是工傷保險基金與用人單位共同承擔的。
黃樂平建議，在《工傷保險條例》中新辟“新業態從業者工傷保險特殊規定”一章，對新業態從業者的參保、工傷認定、工傷保險待遇、爭議處理等進行專章規定，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在他看來，工傷保險制度未來要避免進一步“碎片化”，才能更有利于走到統籌發展的道路上去。
